韩非《说难》的理解

来源:学生作业帮助网 编辑:作业帮 时间:2024/04/25 10:00:50
韩非《说难》的理解

韩非《说难》的理解
韩非《说难》的理解

韩非《说难》的理解
《说难》是从分析宣传游说的对象——人主的心理反应入手(按:对上的宣传,这是古代宣传与现代宣传的一大区别),而备言宣传游说的危难(按:旧注本篇备论“谏说”;谏说也就是对上的宣传游说).但是韩非并没有在危难面前却步 他是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而法家本来是顺应战国时势而产生发展的政治理论学派.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理论的一个学派,法家离开宣传游说人主以外便一无所用其技.相反,研究宣传游说人主的理论和技术,倒是关系到它自身的存亡.   那末,韩非在游说人主方面究竟研究出些什么样的有效方法呢?若按《说难》文,其大旨可归之于三句话,一要研究人主对于宣传游说的种种逆反心理,二要注意仰承人主的爱憎厚薄,三是断不可撄人主的“逆鳞”.
  文章分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备言说难,后半部分细言说成.讲说难,第二大段的内容和文采尤堪注意.“夫事以密成,语以泄败”以下,一连排举了七条“如此者身危”,即因宣传游说失当而招致身首异处的危险,不禁使人毛骨悚然!
  “七危”之外,还有“八难”.其中四难是来自于宣传游说涉及的人事不妥而遇到的,四难是由于方法和辞语不当而遇到的.整大段文章中的七危八难全用排比句段,条分缕析而切中肌理,其表现艺术不禁使我们想到韩非另一篇《亡征》.按韩非的说法,“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然后用一连串言简意明的排句,一口气列出了一个国家可能灭亡的四十八条“可亡也”弊端即“亡征”.郭沫若曾把这些排比亡征的语段,比做顽强冲击海岸的排浪,好像必欲吞纳一切阻碍而后息似的.而《说难》七危八难的表达手法,则和《亡征》一文具有相似的艺术效果.
  在内容上,七危八难又使我们想起韩非另一篇文章《难言》.《难言》可视为《说难》的姊妹篇,现录其首段以为比照:
  臣非非难言也,所以难言者:言顺比滑泽,洋洋纚纚然,则见以为华而不实.敦祗恭厚,鲠固慎完,则见以为掘而不伦.多言繁称,连类比物,则见以为虚而无用.忽微说约,径省而不饰,则见以为刿而不辩.激急亲近,探知人情,则见以为谮而不让.闳大广博,妙远不测,则见以为夸而无用.家计小谈,以具数言,则见以为陋.言而近世,辞不悖逆,则见以为贪生而谀上.言而远俗,诡躁人间,则见以为诞.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殊释文学,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此臣非之所以难言而重患也.故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则小者以为毁谤,大者患祸灾害死亡及其身.
  ——这不是和《说难》的内容有异曲同工之妙嘛!
  《说难》的第二部分是正面论述“凡说之务”,要点是“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并抱着“大意无所拂悟,辞言无所系縻”的策略,借以达到和人主“亲近不疑”、“周泽既握”的关系,而后再驰骋辩说而得尽其宣传游说之辞.这种宣传游说的策略,固然是有感于法家用世心切,而又难遇贤主用其法术的战国时势而提出的(也就是本文所说立足于设若“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的立场);但若论其是非曲直,则不免使我们看到一点鬼谷先生、纵横者流的影子.
  《说难》一文,《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是全文照录的.《索隐》由此说《说难》“其书词甚高,故特载之”云.若就表达形式而言,《说难》一文确能代表韩非文章那种分析透彻、解剖不留情而又峭拔挺峻、气吞山岳的风格;但就内容主旨而言,未必“甚高”.至于司马迁破格照录全文,则《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明明两次慨叹韩非明知宣传游说之难,而“终死于秦,不能自脱”的悲剧;我们知道,司马迁自己也是为了李陵事向汉武帝说谏而受到耻不欲生的“宫刑”的(见《报任安书》).因此,司马迁的慨叹悲韩、《史记》的“特载”,或许是同声相求、同病相怜而借为抒愤的缘故吧.
  (选自浙江教育出版社《古文鉴赏大辞典》张大芝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