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的内容分别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的内容分别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的内容分别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戊戌变法的内容分别
日本明治维新
　　1、政治方面：
　　（1）废藩置县（作用：消灭了封建割据,加强了中央集权）
　　（2）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取消武士特权.
　　2、经济方面：大力进行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1）改革土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
　　（2）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大力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
　　作用：为日本近代化工业迅速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3、军事改革
　　（1）内容：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式军队.
　　（2）目的：①防止的抵御外国入侵（对外）②加强镇压和对外扩张③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对内）
　　（3）评价：
　　①积极作用——废除了武士对军事的垄断,建立了资产阶级常备军.②局限性——“皇军”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宣扬武士道精神,并且有侵略扩张之意,所以军队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工具.
　　4、文化方面：推行“文明开化”政策
　　（1）内容：①提倡新文化（资本主义文化）,改造旧文化（封建文化）②发展近代教育,培养资本主义建设人才.
　　（2）作用：①普及文化知识,国民素质提高.②使日本从封建落后国家一跃而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以康有为等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士绅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地主官僚家庭出身.18岁时受业于江南名儒朱次琦,但不囿于师说,能独立思考,喜好陆(象山)、王(阳明),而鄙弃程(颐)、朱(熹).21岁游历香港,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购买西书,大倡西学,走上了从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道路.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他目睹外侮凭陵,清廷腐败,大受刺激,激发了变法维新思想.十四年乘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之机,第一次上书清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策,要求光绪帝纤尊降贵,引咎罪己,求言图治.当时顽固派把持朝政,予以阻格,难以上达,且以狂生见斥.康意识到变法尚非其时,遂南返.十七年春起,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培养变法维新人才.得弟子梁启超等人.二十一年春,康偕梁赴京会试,适值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至北京,应试举人群情愤激,奔走相告.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清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上书虽遭清廷拒绝,但它的内容辗转传抄,在社会上激起广泛影响.这次上书标志着资产阶级维新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开始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此后,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提倡西学,考察各国强弱之源,反映了维新派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倾慕,因而遭到封建顽固派的忌恨.二十一年末,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封禁,《中外纪闻》、《强学报》被迫停刊.但是维新变法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它不会因封建统治者逞虐施狂而沉寂下去.二十二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发表梁著《变法通议》等重要论文；二十三年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连载严译《天演论》和《原强》等重要论文；二十四年谭嗣同、唐才常等又在湖南创办《湘报》.这些报刊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敲起民族危亡的警钟,呼吁“救亡以图存”,论述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揭露封建专制制度为中国衰弱落后的根源,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大力提倡新学,影响遍及全国.与此同时,维新派又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学堂.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维新派创办学会、学堂、报馆等共50余所,出版报刊30余种,为维新运动高潮的到来,做了舆论准备,培养了人才.其时,帝党在与后党争夺统治实权的斗争中处于弱势,急需寻找社会力量的支持.甲午战后,部分帝党逐渐倾向变法,企图借助维新派的改革才能和勇气,辅助光绪帝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统治实权,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时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维新派也迫切寻求政治靠山以为奥援.于是,甲午战争后,帝党与维新派逐渐结合.强学会的成立是其结合的标志.
　　光绪二十三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其它帝国主义纷起效尤,掀起了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高潮,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康有为再次从南方赶到北京,于当年十一月十二日(12月5日)呈递《上清帝第五书》,提出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以供采择.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信疆臣各自变法”.并提出“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等内容,涉及了清朝中央政权体制的改革,体现了维新派追求资产阶级民权制度的政治理想.这次上书,因言辞激烈,被顽固派阻格,未能上达.光绪帝本欲召见康有为,亦为顽固派所阻.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于总署西花厅接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继命康条陈所见.正月初八康有为上《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提出变法纲领:一、“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其核心是第二款.按照康有为的设想,制度局是一个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其职能是负责立法和议政；另立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专局,作为行政机构,具体执行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事宜.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御侮救亡团体保国会,刊布《保国会章程》30条,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又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系统、权限和职责、入会手续、会员权利和义务,已略具资产阶级政党规模.在保国会的推动下,各地纷纷建立御侮救亡性质的爱国团体,“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已汇聚成为强大的时代潮流.四月初十,反对变法、位尊权重的恭亲王奕?病逝,变法的有利时机到来,康有为积极联络帝党,促成光绪帝立即变法.二十三日光绪帝接受维新派建议,毅然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号召大小诸臣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切实举办新政,“不得敷衍因循”.自此,至八月初六慈禧重新宣布训政为止,共103天,光绪帝引用维新人士,黜斥守旧派,颁布维新法令,推行变法新政,史称“百日维新”.变法新政的内容主要包括:一、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二、政治方面:令各衙门删改则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三、军事方面:裁汰旧军,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筹办兵工厂,筹造兵轮,添练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四、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厅、州、县,将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开设报馆,举办学会；派人出国游历、游学等等.尽管维新派与帝党相结合所进行的改革相当温和,但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受到沉重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特别是在维新变法运动深入发展过程中,维新派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康有为在第二至第五次上书中提出的立宪法、设议院的政治主张,以及百日维新中提出的开制度局、要求资产阶级参预政权等等,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启蒙意义,是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斗争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
　　百日维新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拼死抵抗.刚毅、徐桐等顽固大臣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多次要求慈禧太后镇压维新派,制裁光绪帝.慈禧作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并不死死地站在顽固派一边,她的统治权力建立在顽固派与洋务派互相牵制与平衡的基础之上.面对外患日亟,社会上要求变法救亡的呼声高涨的情况,只要变法不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她可以暂时容忍,以显示其俯顺舆情,“改弦更张”之意,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和新旧冲突的目的.她的方针是决不能动摇其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实权,决不容许光绪排斥她的亲信,更不容许他在朝廷内结成自己的党羽.一旦光绪帝越此雷池一步,她将随时准备发动政变.为此,在百日维新开始后几天,她即黜退翁同?,剪除光绪羽翼；任命后党骨干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北洋三军；又命二品以上大臣接受新职时要到太后前谢恩,以控制光绪的人事任免权,防止他破格提拔维新派；此外,还派她的亲信党羽掌管北京城内的军事指挥权和警卫权,为后党随时发动政变做好了准备.这等于告诉大臣们,权力仍牢牢地掌握在她的手中,他们可以放手抵制新政.正因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举办新政外,绝大多数督抚不以光绪帝的诏书为然,他们的赌注仍押在慈禧太后身上.因此百日维新中,尽管颁布了180余道新政上谕,实际成效甚微.顽固派还不断地直接向维新派发起攻击,光绪帝曾大胆地给予反击.五月初二,帝党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因礼部尚书许应?阻挠疏请废八股之议,奏劾许“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光绪帝遂命许应?明白回奏.许百般掩饰,借机攻击康有为“摇惑人心,混淆国是”,请将其“驱逐回籍”.遭到光绪帝申斥.五月二十日后党御史文悌严参康有为“遍结言官,把持国是”.光绪帝怒将文悌斥回原衙门行走.七月十九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侍郎?岫、徐会沣、溥?、曾广汉以阻挠主事王照上书言事,被光绪帝革职.次日,光绪帝又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几件大事极大地激怒了后党顽固派,新、旧两党矛盾迅速激化,后党大臣荣禄、刚毅、怀塔布等纷纷活动,加紧策动政变.
　　康有为等维新派早有以“尊君权”、“去太后”为目的的军事政变计划,看到后党顽固派加紧政变准备,亦多方努力促成军事政变计划之实施.他们拉拢袁世凯,企图借助其兵力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保护光绪帝,捍卫变法新政.光绪帝不知维新派计谋,但召见袁世凯,破格赏其侍郎头衔,以备缓急可恃；且孤注一掷,大量提拔维新人士,拟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又定于八月初五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维新派和帝党官员亦频频接触伊藤,上折请聘其为新政顾问官.这两件事更引起后党集团极大疑忌,他们最害怕帝党掌握武装,最担心维新派与外国势力结合,促使帝国主义扶植光绪帝从慈禧手中夺权.于是慈禧决定抢先在光绪接见伊藤之前发动政变.八月初三,后党御史杨崇伊向慈禧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后党主将荣禄于同日调兵遣将,为发动政变预作军事部署.维新派亦加紧行动,谭嗣同于当日夜访袁世凯,策动袁执行“杀(荣)禄锢后”计划.袁佯作应允,但借词延缓执行.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初五,光绪在慈禧严密监视下,处理了两件原先预定的政务,一是召见袁世凯“请训”,二是召见伊藤博文.初六,慈禧假光绪帝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诏书,宣布第三次临朝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和康广仁.袁世凯于初五“请训”后回 津,立即向荣禄告密,荣沉吟良久,得悉政变“已自内先发”的讯息后,始将袁告密内容密报慈禧.初九,慈禧下令逮捕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十三日此五人与康广仁一起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支持变法维新的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李端?、张荫桓等数十人或被捕系狱,或罢官,或遣成边陲.除京师大学堂和通商、惠工、重农、育才等洋务项目外,废除全部新政,戊戌变法失败.
　　戊戌维新运动是19世纪末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场旨在挽救祖国危亡的爱国运动；又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是中国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驿站,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二千年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牢固,封建主义政治力量的强大、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根深蒂固,非初登历史舞台的幼弱的资产阶级所能抵敌,戊戌变法的失败带有必然性.兼之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维新派又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缺乏与封建主义彻底决裂的勇气,对帝国主义怀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充其量,他们只能发动一场软弱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而不能使改革派掌握政权.就在维新上谕如雪片般飞舞之际,军政实权仍牢牢地掌握在封建顽固派手中.没有政权的改革必然遭致失败.戊戌变法的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自上而下的维新改良,只是幼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必然让位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