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介绍汉武帝和汉明帝要说出汉武帝和汉明帝的贡献等

评价.介绍汉武帝和汉明帝要说出汉武帝和汉明帝的贡献等
评价.介绍汉武帝和汉明帝
要说出汉武帝和汉明帝的贡献等

评价.介绍汉武帝和汉明帝要说出汉武帝和汉明帝的贡献等
1．治理黄河
两汉时期,重视农田水利建设.汉武帝和东汉明帝时,两次大规模治理黄河.汉武帝亲临治河工地,命随从的文官武将都去背柴,堵塞缺口；东汉明帝时,命水利专家王景负责治理黄河.经过这次治理,黄河在以后的八百多年中都没有改道,黄河下游几十个县被淹的土地,变成了良田.
2．农具的改进
（1）犁壁：西汉的耕犁,安装了便于翻土碎土的犁壁,提高了耕作效率.
（2）耧车：西汉武帝时发明,大大提高了播种速度.
3．手工业的发展
（1）冶铁业的发展：开始用煤作燃料,杜诗发明水排,这项发明比欧洲早一千多年,是世界首创的技术；铁的应用更加广泛,除了用来制作生产工具外,还广泛用来制作其他用具和兵器等；冶铁中心有宛和巩.
（2）冶铜业的发展：汉朝的铜奔马、长信宫灯,工艺精美,构思精巧,世界罕见.
（3）丝织业的发展：①发明了提花机,能织出精美的花纹；②临淄和襄邑是汉代最著名的丝织品产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蝉衣,反映了西汉丝织技术的高超水平.
4．汉代的东、西二京
西汉的都城长安和东汉的都城洛阳,规模宏大,人称东西二京.长安人口有五十万左右,东汉洛阳在百万人以上.长安有专门的商业区,叫做“市”.这些,都显示了汉朝城市的繁华.
〔重点、难点〕
1.农业的新成就
（1）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汉武帝和东汉明帝时,两次大规模治理黄河.
（2）农具和农耕技术的改进.两汉时,发明了新式农具犁壁和耧车,改进了耕作技术,出现了“二牛一人”的耕作技术.
（3）粮食作物的种植.北方普遍种植小麦,小麦是当时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主.
（4）桑麻的种植.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桑养蚕的国家.汉代以前,仅局限于某些地区,两汉时期,桑麻的种植向北向南得到广泛的推广.
（5）蔬菜的种植.汉朝时,已经利用温室栽培蔬菜,这比欧洲要早一千多年；蔬菜品种比较齐全.
2．耧车
西汉时发明的一种先进的播种机械.我国早在战国时已有播种机械.汉武帝时在一脚耧和二脚楼的基础上发明了能同时播种三行的三脚耧,一人牵牛,一人扶耧,一次可把开沟、下种、覆盖任务全部完成.这种耧车一天能翻一顷地,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
古语有言：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司马迁作史记有没有乱臣贼子害怕我不知道,但知道皇帝和权臣倒有很多是怕的.
班固既是总述西汉史的〈汉书〉的作者,也是讲东汉开国史的〈东观汉纪 世祖光武皇帝本纪〉的作者之一,可说是汉代史的大家,他讲过一件事,很有意思,对于我们认识他的《汉书》和〈东观汉纪〉都是有帮助的.
班固说他当年在东观编史那会,有一天汉明帝派个宦官拿了篇司马迁的〈始皇本纪〉来问他,觉不觉得司马迁的史论有不对的地方,班固回答说：司马迁引贾谊过秦论说,假设子婴有中人之才,秦的社稷还可以保住,这话不对.班固的意思大概是,秦朝暴虐所以天命归汉,司马迁这么说将置上天所生解救万民的刘邦于何地.汉明帝对他的回答很满意,派人招他进见,又问他：你是确实一直认为司马迁评论的有问题呢还是今天看我专门问你才这样说的.班固当然说我历来都是这么想的,这时,汉明帝说：“司马迁这个人思想很有问题,不是个忠臣,汉武帝治过他的罪,他就在史书里把汉武帝写得很不堪；别人都说司马相如浮薄无行,我看他还比司马迁强些”.
汉明帝当然不会真有雅兴来和班固来探讨史记,他所要传递给班固的信息是,不要学司马迁,不然你就不是个忠臣.班固想来对最高指示是心领神会,他写的〈史记〉和〈东观汉纪 世祖本纪〉都没出漏子.
如果说汉明帝还表达得很委婉,东汉末年执掌朝政的王允就比他爽快得多了,王允要杀蔡邕,大家都说蔡邕当代才子,一直有心著述,饶他一命让他续成汉史,也是一时盛事,王允回答说：汉武帝已经犯过这样的错误,我不能再犯了.于是最终老蔡的脑袋还是搬了家.
汉明帝不喜欢司马迁,是因为他对自己的皇帝批评太烈,司马迁对于汉武帝的评价,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否定的,对于汉武帝在位时的主要政策,无论是对内的财政货币改革还是对外的扩张政策,〈史记〉都或明或暗的表示了批评.
《史记》的这些批评也有明显失当的地方,比如《史记 平准书》说当时铸币改革弊端丛生,每年坐私铸入狱的数以万计,又说张汤为汉武帝主持铸币改革,张汤死而百姓不思,写了很多消极的东西,似乎是满地鸡毛.实则至少这次改革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信誉最为稳定的货币之一----五铢钱,仅仅从这点来看,这次改革就绝不能称为是失败的.
但司马迁所述及的当时各种弊端则确实是事实,而并非有些人认为的挟私诋毁.我们可以翻查一下汉武帝死后七年所举行的盐铁会议所留下的会议记录《盐铁论》,在这个两千多前的政治协商会议式的大讨论上,来自全国各郡的贤良文学六十多人参与了讨论,他们的叙述就足为《史记》的佐证.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讨论并不局限于铸币改革,而是涵盖了汉武帝时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政策,从盐铁官营到均输平准,从远征匈奴到凿空西域,统统都被他们亮了红牌.他们没有否定的,只有汉武帝推尊儒学,并按儒学改订制度制礼作乐这一项.这当然是因为受举为贤良文学的大多是以明经入选的儒生的缘故.
实际上班固《汉书》对于汉武帝的定位,就是顺着他们的思路作出的,班固说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一通狂捧过后,接着说以他如果向文帝景帝一样节俭,那就是旷世未有的圣王了,言下之意还是说汉武帝好大喜功.
但司马迁对推尊儒术,表章六经同样也是不怎么感冒的,〈史记〉说儒生王臧赵绾为汉武帝策划表章六经,制礼作乐.汉武帝以安车蒲轮征召他们的师傅申公入朝,结果申公到了之后,只说了一句话：“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又说汉文帝的时候也有人建议制礼作乐,汉文帝自称功德浅薄,不愿意劳动百姓来粉饰太平.诸如此类事情,司马迁都是寄托了自己的褒贬在里面的,我们现在常常称赞史记擅长寓议论于记叙中,正是这个缘故.
在司马迁身后,儒学统治了中国几千年,“天人合一”也统治了两汉三百年.但对于这个,司马迁没有一点预感,所以只在〈儒林传〉给董仲舒留了个普通会员的座位,十来行字就打发过去了,董圣人那部划时代的巨著〈春秋繁露〉,甚至提都没有提到.
现在专家学者作分析,喜欢长篇累牍论述儒学独尊之格局的形成有有多少多少必然性,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学说在两汉的盛行又多少多少必然性,说到底,也不过是马后放炮罢了.历来都是由结果分析原因容易,由现象预见结果难,这也不足为奇,君不见星期一的足球行家,有几个在星期五不犯迷糊?司马迁的最大问题不在于他有满腔对汉武帝的怨毒要借史书发泄,而在于他写的相当一部分是当代史,没有放马后炮的机会.他的大多数错误的论断根本也在这里.我们现在看从前一些大师对与当时政治经济的论断,也常常有错得很厉害的结论,道理也是一样的.
司马迁自己推崇的是道家,所以班固批评他作史“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我们知道道家治国的第一要诀是清净无为,老子说治理大国必须象煎小鱼一样小心,一天换个花样的折腾是最需要忌讳的.道家是最反对变革的,儒道两家有个辩论命题就是商汤周武王把天子灭了该还是不该,儒生说：“有道伐无道,该!”道家反驳说：“帽子再烂还是应该戴头上,鞋子再新还是该穿脚下,所以商汤和周武王再有道毕竟还该是臣子,桀纣再无道毕竟还该是天子”,到家的反对改革一至如此,偏偏汉武帝又是个特别喜欢折腾的主儿,司马迁对他不以为然也是情理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