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有哪些用人思想

唐太宗有哪些用人思想
唐太宗有哪些用人思想

唐太宗有哪些用人思想
一、惟才是举,如其有才,虽仇不弃.
　　二、不求全责备,用人所长,随才使用.
　　三、用人重实绩,爱护信任,推诚相待.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皇帝,其统治被史学家称之为“贞观之治”.他成就伟业丰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起用了各种人才,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才观.
　　一、惟才是举,如其有才,虽仇不弃.
　　“惟才是举”是中国历史上用人方面的一个优良传统.唐太宗是继承、发扬这一传统的杰出人物.他曾申明：“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并在实践中努力实行了这一原则.
　　对于自己的众多的宗亲故交,唐太宗在任用上从不徇私情.襄邑王李神符是他的叔父,虽立有战功,但不善于管理、节制部属,而且腿脚有疾,行动不便,因此太宗不顾其不满,令他去职回家.太宗的另一位叔父李神通是灭隋兴唐的功臣,但在后来作用逐渐减小,所以地位、待遇不如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对此他极为不满,公开责问太宗：“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太宗回答：“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安坐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唐太宗的这种公正的分析与处置,使诸将无不折服,“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
　　在另一方面,唐太宗对那些原来反对自己或属于自己敌对营垒,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能捐弃前嫌,委以重任.魏征早年曾参加瓦岗军反隋,后归降唐朝,在太子建成府中任太子洗马,是李建成的心腹谋士,“见太宗与隐太子相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后来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诛建成、元吉,迫高祖李渊让位.他平时很看重魏征的才能,但知道魏征曾劝建成图已,就召魏征来责问他说：“汝离间我兄弟,何也?”周围人见太宗声色俱厉,都替魏征担心,魏征却慷慨自若,从容作答：“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非常欣赏魏征的风骨,怒容消解,并且格外礼遇魏征,很快擢升魏征为谏议大夫,多次召魏征入寝宫,询问治国之得失.魏征颇具治国之能,为人亦正直无私.他感激太宗的知遇之恩,尽心尽力为之效力,敢言直谏,前后建言二百余事,皆切合时要.后累迁秘书监、侍中等职,参掌枢要,协理国事,贡献甚大.唐太宗曾高度赞扬他说：“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人名臣,何以加也.”魏征病死后,太宗“望哭尽哀”,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太宗对魏征之重视,于此可见.
　　唐太宗作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君主,能够做到用人不亲私故,不弃仇敌,诚属难能可贵.后人誉之外开明皇帝,是并不为过的.
　　二、不求全责备,用人所长,随才使用.
　　贞观二年（628）,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要使国家安定,最根本的问题是选贤任能.近来,我命你举荐贤才,但一直没有见你有所推荐,我将来依靠谁呢?”
　　封德彝回答说：“臣虽愚昧,哪里敢不为陛下尽心?但是我一直没有发现谁有奇异才能.”
　　太宗说：“以前的圣明之君,使用人才就像是使用器物一样,都是取用当时的人才,也不可能向别的朝代去借.难道我们一定要等到梦见傅说（商代贤相,相传他原是傅岩从事版筑的奴隶,商王武丁在梦中见到傅说,便派人寻访到他,任他为大臣）,遇见吕尚（即姜子牙.传说他在渭水边垂钓,周文王访贤得之,立为太师,后辅佐武王灭商）这样的贤臣,然后再去治理朝政吗?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只怕是被遗漏而不知道罢了.”
　　封德彝被说得满脸羞愧,退了下去.
　　在这段话里,太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用人原则,即对人不能求全责备,而应用其所长；要善于发现同时代的身边人的长处,随才使用.正是根据这一原则,唐太宗迅速选拔了一批文臣武将他们才能各异,特点不同,但能够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在唐初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幕非常出色的历史活剧.
　　唐太宗对自己这些臣下的短长非常清楚.贞观十八年（644）,他当着几位重臣的面,评点众人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久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其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他的这些评价,确实公允、中肯.
　　知人还须善任.太宗对上述大臣的使用,做到了避其短,用其长,堪称恰如其分.例如高士廉公正无私,不结朋党,即以其为吏部尚书；岑文本长于文章,即供职于中书省；杨师道平和忠诚,即以为侍中,随侍左右；刘洎秉性坚贞,热心于公益之事,即授民部尚书；马周任使称意,才堪大任,即破格拔擢,十几年间,由布衣列宰相之班.除此之外,诸如以魏征为谏诤之臣,以李靖职掌军事等等,也都说明了唐太宗用人能够扬长避短,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在唐太宗正确的用人政策指导下,贞观时代,人才辈出,保证了政权的稳因故和政治的清明,促进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同时唐太宗因材选任的用人经验,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富贵的遗产.
　　三、用人重实绩,爱护信任,推诚相待.
　　房玄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的第一名相,被太宗视为“左右手”.史书记载：“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已己长望人,取人不求备,虽卑贱皆得尽所能.”
　　太宗即位后,以房玄龄为中书令.论功行赏,又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为第一,不问资历、亲疏,唯一功绩、贡献为标准.贞观三年（629）,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夙夜尽心,唯恐一物失所.太宗委任房玄龄以重任的同时,又非常关心尚书省的政务.一天,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比闻听受辞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乎?”在指出房玄龄等埋头琐务而忽略求贤之后,为避免左、右仆射为琐事纠缠,太宗下敕规定：尚书省细务,专由左、右丞处理,“唯大事应奏者,乃关仆射.”这中间既明确了宰相的主要职责,又从制度上作出规定,反映了太宗用人,不仅倚重信任,而且关心爱护.
　　贞观后期,太宗在用人问题上仍然有十分可取之处.本来,广开言路、鼓励直谏,都是为了听取有益意见、招揽贤才.可到后来,渐渐被扭曲成为“讦人细事”,甚至成为告密的手段.对此,太宗始终都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贞观十年（636）起,他不断强调：“自今复有为此者,朕以谗人罪之.”贞观十九年（645）,太宗亲征高丽,命太子监国,房玄龄留守京师,一切大事皆可独自处理,无须奏请.太宗远离京城后,一天一个男子自称有紧要之事上告,被送到房玄龄那里.房玄龄问他告什么,他说我就告你.房玄龄听说告自己,立即将此人通过驿站快速送往太宗行在.太宗问他告谁,他说告房玄龄,太宗二话没说,命将此人就地处决.然后,下诏批评房玄龄：“公何不自信!”到贞观二十年（646）,连元老重臣萧禹也向太宗进言,说房玄龄与其他宰相“朋党不忠,执权胶固”,只不过还没有反,所以“陛下不详知.”太宗一面批评萧禹,一面再次表现出自己用人的态度：“人君选贤才以为股肱之膂,当推诚任之.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
　　唐太宗以房玄龄为股肱之膂,表现了他用人的三项基本态度：不问资历,唯见功绩；既倚重信任,又关心爱护；用则不疑,推诚相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