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佛,法家以及玄学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特色的影响中外美术史 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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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佛,法家以及玄学思想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特色的影响
中外美术史 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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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解答,从哲学发展的剖析到艺术影响,文字内容是从北京大学的一篇有历史时代针对性的艺术理论文献中进行重新整合摘录的,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哲学发展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美理念大体经历了三大层段的转换和变迁.从曹魏时代到西晋为发展的第一层段；东晋至南朝宋、齐之际为发展的第二层段；南朝梁、陈和北朝后期为发展的第三层段.
第一层段,是儒学的逐渐“隐退”和玄学的日趋隆盛.所谓儒学的“隐退”包含三重意思,一是在治学方法上,汉儒繁琐迂腐的章句之学逐步淡出,儒家经学走向了偏重义理的玄学一途.二是在学术地位上,儒学已不再是汉代那样为世人“独尊”的“显学”,而是走向了非主流化、非中心化和“边缘化”之途.三是在学术信念上,士人们渐渐疏离了以伦常名教、修齐治平为主旨的儒学,开始皈依以避世全身、精神超越为要义的老庄.这是一种学术信念、人生信念由外而内、由物而心、由伦理而性情、由名教而自然的重大转折.与儒学的“隐退”相反,以老、庄思想为基本内涵的玄学则崛然兴盛起来.它是一种以士人为主体而生成的新的话语权力,新的人生信仰,新的文化思潮.它以不重章句、象数、语词而重义理、内蕴、本质的全新的思维,以不重外物、伦常、事功而重内心、性情、超越的全新的理念.简言之,它是一种崇无御有、贵我轻物、主情超理、以内乐外的人格（自我）本位论体系.
第二层段,是佛学逐渐取代玄学而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佛学（主要是般若学）最初一方面处于比附玄学或“佛以玄释”的状态,一方面又是对玄学的某种扬弃和跨越.佛学也围绕着无和有、动与静、形与神、我与物、内与外等等玄学化范畴来思考和表述.但实质上,它对这些范畴的解释模式已大不同于玄学.它用“非有非无”、“有无一观”的话语策略,消解了在玄学“以无为本”、“崇无御有”的命题中所包含的无和有、我和物的差异和对立,从而在哲学上建构起了物我两忘、主客如一的审美自由关系.换言之,佛学是一种讲究有无一观、物我两忘、内外相乐、主客俱一的精神（心灵）本体论体系.
第三层段,在该时期一直处于“隐退”状态的儒学此时开始复兴,儒、玄、佛三家思想开始从对立冲突走向协调整合.儒学的复兴与寒门庶族的崛起是相联系的,因为 “寒门”、“布衣”阶层所研习信守的主要是儒学.同时,佛学到梁代,也由前代的般若学发展到涅盘学；以竺道生所提出的“涅盘佛性”说和“顿悟成佛”说为标志,佛学义理从谈实相之“空”转到谈佛性之“有”,从偏于般若智慧的领悟转到偏重佛性真身的修持,从较多的学理性、超越性特征转到更多的信仰性、世俗性色彩,从而更加接近了儒学.范镇著名的《神灭论》,从理论上彻底清算了自魏晋以来就一直务“虚”尚“神”的社会意识形态,重新召唤着重“实”尚“形”的哲学文化精神.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提倡的是一种以儒归释,以佛佐儒的哲学.这一切,均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文化需求正在形成,那就是协调矛盾,折衷诸说,以在一种更高的综合层面上实现历史的飞跃.
下面具体来具体分析艺术特色的影响
魏晋之际,艺术美理念展现的是一种以“自我超越”为主题词的发展范式.所谓“自我超越”的涵义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可以叫作自我人格的本体化,即在魏晋士人心目中,自我、个体、人性、情感等等与群体、社会、伦理等等相对峙的存在,应从有限个别的有为之域、物用之场中解脱出来,安置于至高无上的本体世界中.于是,作为个体的人,如何保持、实现自我的超然、性情的自得、人性的满足和生命的快乐,便成了魏晋士人们所关注的根本问题,成了他们所凝视的人生焦点和核心.实际上,自我人格的本体化,也就是实现了人格意识向自我、真情、生命、个体的回归,亦即钱穆先生所说的“个人自我的觉醒”.
东晋至南朝宋、齐之际,该时期艺术美理念又发生了重要的内涵转换,即生成了一种以“情灵摇荡”为主题词的发展范式.所谓“情灵摇荡”指文学应抒写情感心灵之意.“情”和“灵”在这里分别作为两个各有偏重的词.“情”指称性情、情感,“灵”则指称心灵、精神.个体人性、情感的充分张扬和内在心灵、精神的空前开掘,是“情灵摇荡”一词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也是这一阶段审美文化的鲜明特征.相对来说,主体内在心灵、精神世界的空前开发和自由扩展,更代表这一阶段审美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魏晋南北朝士人阶层在此前阶段实现了以自我为本位的“人格超越”之后,在这一阶段又进入有史以来以精神为本体的内心廓张时期,或者说步入一个空前地专注于“心灵自由”的时期.在现实背景上,魏晋之际那种个体与社会、“自然”与“名教”、性情与伦理的尖锐冲突,到这一阶段已相对降温、淡化了,而同时,一种深入内心世界,廓展主体精神,追求情灵无限自由的文化欲求则日益成为这一时代的主流.因此,主要不再是“情、理调和”,而是“心、物两忘”成为该阶段士人们所关注的审美核心问题.这一阶段,般若佛学逐步置换、取代魏晋玄学而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主流.一方面消解了玄学力图解决但仍未真正解决的主与客、物与我的差异和矛盾,建构了一种真正“物我两忘”、“情景交融”、“内外相乐”、“主客俱一”的审美关系,一方面则将魏晋玄学所标榜的“人格（自我）本体位”观念转换为佛学所崇尚的精神（心灵）本体论意识,进而大大开发了主体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这样一种主客关系和本体移位,适应了该阶段士人阶层的精神需要,进而促进了“情灵摇荡”这一聚焦自由心灵的审美范式的产生.
南朝梁陈和北朝北魏之后,该时期艺术美理念又出现新的变折,那就是开始生成一种以“合其两长”为主题词的发展范式.所谓“合其两长”显然表达的是对南、北两朝的诗歌创作走向综合的一种审美期待.“合其两长”的“两”,自然指的是南北双边之“两”.因为,无论是地域特色,还是文化语境,抑或是审美趣尚,南、北两朝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南朝偏重文采阴柔、讲究任情越理、推崇审美意味,而北朝偏重质直阳刚、强调以情从理、推崇伦理功能等）.这个“两”又不仅指的是南、北两朝,也同时指的是古与今、新与旧意义上的两方面.因为南、北审美文化之间那些横向地、区域性地展现出来的差异,实际上也正是魏晋以来所纵向地、历史地展现出来的新与旧、今与古的差异和冲突.因此,就“合其两长”的完整涵义讲,应既是南北之间的调和,也是古今、新旧之间的综合.这种“南”与“北”、“古”与“今”审美文化的大综合,就具体内容说,也就是魏晋以来崛起的以玄、佛为本的审美文化新潮（这种新潮在南朝获得深入发展）与两汉之际以儒学为主的审美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基本为北朝所继承）开始从冲突趋于调和.